余华和他的文城

室友带回来一本新书，余华的《文城》，纸质和装帧在本“书颜控”看来并算不上“时髦”甚至“新鲜”。和室友交流才知道这本书原来是余华今年新出版的，距离他上一本小说《第七天》已经过去了八年。室友花了一周读完了，另一个室友花一下午读完了，书的拥有者说已经值回了纸书的价格。我说，为了让你感觉到赚了，我也来读一读。

余华写中短篇小说起家，是先锋文学的代表人物，但大多数人应该都只读过他最经典的几部长篇小说：《活着》、《许三观卖血记》、《在细雨中呼喊》、《兄弟》和《第七天》。我也是大概几年前，在现当代文学的课堂上，才去找了他早期的中短篇来读，诸如他的成名作《十八岁出门远行》，还有获过奖《现实一种》。当时很惊讶，余华竟然还写过这种作品，觉得他早期的第一人称小说和记忆中的《活着》或者《许三观卖血记》并不是一个风格，和同为第一人称的《第七天》也差得很远。当时因为《现实一种》给我的冲击很大，我甚至都在心里说过，《现实一种》之后再不读余华。

如今，《文城》来了。

平时学习很忙（大雾），最近又在做实验，断断续续地读完了这本书的主体部分，后面的补记还没看。听室友说，这占了全书将近三分之一篇幅的补记是从另一个视角讲的故事，既然没看完，也就暂时不讨论吧。记录此文，主要是想简单聊聊这个故事，然后再谈谈时隔三年再读余华的感受。

余华这次为我们讲的这个故事还是吸引人的。主人公也许是那个叫林祥福的男人，故事讲了他或许潦倒、或许漂泊又或许悲壮的一生。从与小美结缘，到南下寻妻，到做起木器庄生意、到对抗匪兵再到为顾益民报仇，他这一生可以说是波澜壮阔，却又默默无闻。

整个故事读完，似乎找不到宏观的历史叙事框架，进而也没有感受到这段历史背景下常见的“传统与革命”或者“个人与国家”的主题，我能想到的大概是，余华也许想表现的是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框架下普通人的游侠精神。造成这种观感的原因，也许是对清末民初军阀混战那段历史不敏感，也可能是余华在讲故事的时候并没有想往那些主题上去靠拢。我想到这里，再回到余华“先锋派”作家的身份，突然有了一种豁然的感觉。我意识到，这种对现实的“背叛”与“脱离”，似乎确实是余华的特色。

《白鹿原》的扉页上醒目地镌刻着批判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名言：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。当小说中出现熟悉的历史人物或历史场景的时候，我们在阅读时便会不自觉地将自己代入，尽管不知道那是否是真实的历史，但是我们好像能和故事主人公一起经历着他的颠沛流离，感受着他的喜怒哀乐，也和主人公一起在面临抉择的时候犹豫和踌躇。现实主义文学总是试图还原社会、历史和人物的真实面貌，这是我读这类小说最直接的体验。如果是中短篇，小说一定会着重表现社会背景下的个人命运与选择；如果是长篇，则一定会找到宏观的历史叙事框架。写到这里，瞬间涌入我脑海的是查尔斯·狄更斯、列夫·托尔斯泰还有路遥和他们笔下的人物。我们在故事设定的时代背景下，和主人公一起经历挫折与冒险的时候，也一定会从上帝视角去认真审视这一段我们未经历过的宏伟史诗。我们对未知历史的好奇，对社会真实面目的困惑以及对宏伟主题的偏爱，让我们和使用现实主义表现手法的作品好像一见如故。我们不需要质疑，不需要过度解读，仅仅去感受，就能够大致把握作者的苦心孤诣。这也许是由我们的认知习惯决定的。

我曾经将余华的长篇小说定义为他现实主义转型之后的作品，很大的一个原因是《活着》这部小说整体的观感和上面说到的现实主义作品的特点很相似，之后看的《许三观卖血记》和《在细雨中呼喊》也有相似的感受，以至于我在初读余华早期的中短篇小说之后，认为他的写作风格有了较大改变。但是读完《文城》之后，我开始思考余华风格的统一性，以及我曾经所谓他的“现实主义”作品中的那一点点不和谐的噪音。文城是不存在的地名，“这里没有文城，只有溪镇”。但是溪镇真的存在吗？也许溪镇也不存在，我们所知道的只是一个位于江南水乡，当地人说着北方汉子林祥福听不懂的话的南方小镇。我们甚至不知道林祥福来自偌大北方的哪里，一如我当年读《活着》产生的困惑：“徐福贵究竟是哪里人”？在书里某一处，仆人问顾益民去哪里找到陈永良，顾益民说：“去江湖上找”。没有人知道这里的江湖是指哪里，但是却又能够隐隐感觉出来这是哪里。当你细究这些问题的时候，没有任何信息能让读者捕获到蛛丝马迹，没有《白鹿原》里的黄土高坡和陕北唱腔，也没有《红高粱》、《檀香刑》里的高密乡。《第七天》大概是另一个例子，读者不知道“我”是谁，只知道“我”身上发生了什么，余华很少写“我”的感受，只会写“我”要做什么。余华只是在写故事，他用普通话写故事，他用普通话写普通人的故事。我发现，对背景信息的刻意淡化和对人物内心的轻描淡写，也许正是余华长篇小说的特色，这是对现实主义真实性的背叛，是对先锋艺术荒诞感的回归。我们其实很难感同身受林祥福为什么要南下寻妻，不知道徐福贵为什么要坚持活着，正如我们难以理解《现实一种》中面对亲人举起的屠刀一样。这种不同于卡夫卡式的荒诞，在余华的长篇小说中被隐匿于故事主线和人物关系，我们可能会认为这是现实，但又不敢或不愿相信这就是现实。而这种对真实的若即若离，或许就是余华。

其实我并不是想探讨余华的长篇小说是不是现实主义文学，而是想提醒自己文学表现的多样性，并且再次认真思考一下所谓的“现代主义陌生化”。几年前曾听过华师文学院的一个讲座，主讲人是作协的某主席或专家。专家当时说要把“以人民为中心，讲好中国故事”落到创作实处，并拿《平凡的世界》举例子，鼓励大家创作现实主义文学作品，当时给我印象很深刻。大多数人看小说也许只是为了看故事，但是我想。故事背后的蕴藏的人道主义精神和对人的思考也许才是文学的目的。“文学是人学”，不管是现实主义还是浪漫主义或者现代主义，不管是小说、散文还是诗歌。

没有一个地方是文城，总有一个地方叫文城。此文虽然披着读书笔记（《文城》补其实还没看）的外衣，但实际上试想记录下阅读《文城》后，对余华、对文学的一点点思考。我现在又开始期待余华是否还会有新的作品，我想再次体验他笔下的“另一种现实”。